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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舞台我的家美食

2021-01-12

沙汀(右)与本文作者(1984年4月)

书名:《我的舞台我的家: 我与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束沛德 出版:作家出版社 2015年2月版

本书作者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从个人的视角,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中国作协的人和事,可真切了解作者所熟悉、敬重的文坛前辈、名家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对文学的真知灼见。我们选摘其中描述老作家沙汀一文。

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病中 还如此关心我这后生晚辈的病后疗养

有一次参加宋庆龄奖的组委会,我住招待所十多天。评选工作一结束,回到家里,就着手处理半个月积压下来的、一些亟待回复的信件。第一封回信就是写给沙汀同志的。因为11月中旬,他让秘书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我寄去的文学评论集早就收到了,“肺部老毛病又犯了,一住院就是三个多月,整得人痛苦不堪。10月26日才出院,目前身体仍然很虚弱,所以没有及时给你回信。”在这封信中,他还写道:“最近秘书给我读报,有消息说多饮绿茶可以防癌治癌,我立刻想到你。我们中国茶文化历史最长,饮茶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不妨试试,多喝绿茶,对身体会有好处。”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在病中还如此关心我这后生晚辈的病后疗养,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缕感激之情,我在回信中,恳请他在寒冬时节注意护理,多加保重,特别是对失去交往数十年、亲如手足的老朋友艾芜同志,务必控制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因此过分悲伤而影响自己病后正在恢复的身体。

万万没有想到,我刚封上这封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就传来沙汀同志当天凌晨逝世的噩耗。我顿时沉浸在无限悲哀和惆怅之中。我后悔没有早几天回信,把我的真挚问候带给他老人家,让他再次感受到“忘年交”的情谊和温馨。

我结识沙汀同志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跨进文学门槛之后,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严文井同志,第二个上级就是沙汀同志。195 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创作委员会时,沙汀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我那时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担任创委会秘书,并《作家通讯》,沙汀正是我的顶头上司。沙汀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工作十分谨慎细致,一围绕产业整合和金融全牌照两大特色丝不苟,作风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那时创委会每个季度要向作协主席团做一次创作情况汇报。沙汀总是同创委会秘书室的同志一起阅读作品,一起讨论当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共同商量应当肯定哪些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指出创作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动态和倾向。对我们起草的《创作情况汇报》,他在统改全稿时,总是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他那专注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

我与沙汀可说是忘年交,当我还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时,他已是年近半百的准老人了。然而年龄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心灵的沟通。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约有两年光景,可说是朝夕相处。有两段时间,沙汀的夫人不在北京,他成了寂寞的单身汉。那时我也还没结婚,每到周末傍晚或星期日,他常常闯到我的房间门前,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大喊一声“束沛德”,约我到饭馆去打牙祭。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 ”,都是我们光顾过的地方,边吃边聊,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吐露,北京不是久留之地,自己也不适合做创委会的工作,还得争取早日回四川去,深入生活,从事创作。我1956年底结婚时,沙汀已和我分处两地。后来他来京开会时,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料台布作为礼物。至今这块台布还覆盖在我家冰箱上哩。

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

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十年动乱的噩梦醒来,迎来了历史新时期的曙光。1978年春,正在外地工作的我从报上刊发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见到了沙汀的名字,分外喜悦,当即写了一封信寄往政协会议秘书处转沙汀,没过几天就收到他的复信。沙汀了解我的困境,在回信中热情地勉励我找机会归队,回文学战线工作。后来经过他多方联系,在全国文联、作协恢复工作时,终于我又回到文学岗位。从此,我们的接触和交往又频繁起来。

在1984年秋天的一次谈话中,沙汀向我谈起,最近正在思索建国 0多年来,特别是“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他说,我反复考虑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富有经验的老作家建国后没写出多少有分量的作品?茅盾当了文化部长,也就写不成小说了。巴金还是他先前写的那些中长篇。张天翼除了写一点儿童文学,也没写多少。艾芜写得不算少,但写得好的,还是《南行记续篇》这类题材的作品。周立波情况稍好一些,写出了《山乡巨变》等。沙汀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一是我们安排作家当这个“代表”、那个“委员”,或者是当局长、主席,陷在文山会海中去,没有多少创作时间,加上各种运动、学习,作家不能深入到生活中去、在群众中扎根。照顾作家,主要不是让他们当代表、当委员,而是应当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创作条件、生活条件,切实保证创作时间。二是在创作题材上,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坚持多样化。不能把写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每上述所有与会部委局办人员都表态坚决贯彻中央的要求个作家都有他熟悉的一个方面、一个地方,有他的优势和擅长,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艾芜解放后虽曾下鞍钢,但他的生活积累主要还是《南行记》时期的。让作家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只有在他真正熟悉并有了真切的感受、体验之后。沙汀还以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为例,说是因为头脑中有不少条条框框,长时间不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敢写反面人物(解放前夕到解放初期的恶霸、豪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冲破思想牢笼,放开手脚,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滩》。

沙汀说的这两点,是他的切身体会,是积数十年之经验做出的总结,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沙汀建国后自觉地服从党的分配,做了40多年文艺团体的行政组织工作。说实际的,这很难说是“用其所长”。他是一个作家气质很浓的人,一门心思要搞创作,既有生活经历,又有创作才华,如果及早把他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从事自己所熟悉和擅长题材的创作,也许我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还会增添几个独特的、具有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

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

依然觉得很有味

几十年里,他不仅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一直坚持记日记。1984年秋,他对我说:现在我掌握两点,一是不出头露面,二是集中精力写回忆录,整理自己的文稿、日记。我去看望他时,不止一次地见他戴着老花镜兴致勃勃地在阅读誊写出来的日记。他告诉我:过去的日记,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很有味道。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巴金、周扬、沈从文、张天翼、严文井、陈白尘等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在日记中都有记载,既有具体描写,又有对话,昨夜看到十一二点,还不想休息。读到有些地方,自己竟不禁放声笑了出来,甚至坐不住,跳了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写文坛上的人和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他同冰心、巴金老人一样,主张讲真话, 情实感,敢以肝胆见人。有一次,他谈道:有的同志对自己,光讲好的一面,一个人哪能没有缺点和弱点呢?巴金就不是这样,他在《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里,就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袒露在读者面前。沙汀说,自己在《敌后七十五天》一书中也是写在敌后的思想情绪的,如想家、想老婆孩子等等。他多次谈到自己没能在敌后坚持下来,是在一次严峻的考验中不合格。他描述自己写《敌后七十五天》的心情,有点像卢梭写《忏悔录》似的。沙汀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沙汀终因患青光眼,造成双目失明,不能看书读报,也不能写作了。当我听他发出“这下子可苦了”的哀叹时,我为他内心的极度痛苦而震撼。是啊,一个写了一辈子的人,把写作视为第二生命的人,一旦失去了劳动能力,被迫放下紧握几十年的笔,怎能不感到心如刀割呢?

(: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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